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跟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及各国领袖们说几句话
钱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访问学者)
内容提要：我们承认，数十年来，西方为首的国际秩序的确运作良好，帮助实现了繁荣和相对的金融稳定。不幸的是，这个世界经济秩序受到了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水平的一系列金融冲击的动摇，引发了连锁式的经济失败，将世界推到了毁灭性的多年经济萧条的边缘。
安联（Allianz）首席经济顾问、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埃尔著文《全球经济正在瓦解 最糟糕结局或将出现》，谓：“下个月，全世界 180 多个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将齐聚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他们将在与日俱增的世界经济压力下面对全球经济秩序挑战。”这是一篇诊断性的宏文。
我一时兴起，也想对担负着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的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及各国领袖们说几句话，于是就着穆罕默德•埃尔的宏文，改写如下。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全球经济正在转型，没有最糟糕结局，但可能出现更糟糕的结局。所以，找准问题是必须的，所谓世界经济“结构性障碍”，以其说是“未能实现包容性的经济繁荣”，不如说负责经济繁荣的各国大佬滚滚诸公的思想观念，未能适应新科技条件下超地缘政治的生態文明新时代！
经验表明：建立在任何共同体（Community）“双赢互动”“资本增值”的发展模式，都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泡沫经济”“结构性障碍”以及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野）市农冲突、意识形态冲突、文明文化冲突“五大冲突”。
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应运而生，由美国和其经济盟友带领，得到了多边国际组织的支持，包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WTO在内。这些国际组织的目标是明确成员国的义务，它们还制定了一套最佳的经济政策策略，这些策略慢慢演化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这一经济共识根植于一个经济模式：这个经济模式旨在促进国家之间“双赢互动”“资本增值”的发展内涵，强调贸易自由，在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市场定价和国内管制方面相对宽松。
我们承认，数十年来，西方为首的国际秩序的确运作良好，帮助实现了繁荣和相对的金融稳定。
不幸的是，这个世界经济秩序受到了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水平的一系列金融冲击的动摇，引发了连锁式的经济失败，将世界推到了毁灭性的多年经济萧条的边缘。
幸运的是，体量超大的中国，在16年前的2001年，也加入到这个经济共同体（Community）行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GDP增长制止世界经济快速下滑的作用。当然，这不等于存在一个英国青年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在伦敦描述的具有结构上根本不同的“北京共识”，以及此后诸多中外学者推演出来的“中国模式”。起码，明智的中国人都不会同意“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说法。比如，中国“两会”的前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先生，在多种/次国际会议上表明：“还不到说中国模式的时候”。
如果实在要说有一个“中国模式”，那么它也是存在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内，仅仅在中国“国内管制方面” ，在“铁、公、基”“投资-出口-城镇化”三驾马车拉动过程中，对政府高度垄断操控的作为低估值生产要素存在的自然资源、城市土地、人的身心灵健康之“剩余”价值，实行了最大限度的榨取，以换取高速“资本增值”。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只有model价值，而不具有pattern典范意义。中国经济近15年来，一直活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和WTO框架内，以不计“资源成本”为代价，赢得了对美国贸易3万亿顺差——这是中国较俄罗斯在世界说话有底气的基本原因。
全球秩序的发展速度，长久以来一直落后于各种共同体“双赢互动”“资本增值”的结构性经济挑战，多边组织机构花了太长时间才完全意识到，金融部门发展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的重要性，也才知道要为包括新兴经济体创造足够的发展空间，而非虚拟经济花样百出的创新以及“资源成本”的过度消耗。
但是，即使如此，这远远不足以克服这个世界秩序的结构性障碍 ！
如果世界像政治科学家伊安•布雷默(Ian Bremmer)所说的“零集团
但就现实而言，对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才是关键，是一味讨论延缓和逆转世界经济无秩序这一发展趋势的具体措施？还是顺势而为，即顺着目前全球经济尚在向上发展周期，敦促成员国们采取更多措施移除“结构性障碍”以适应更快速、更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抑或由此象各国业已做的那样，将G7扩展为G20和将“南南合作”具体化为“金砖5国合作”？
然而，这三种处理方式，依旧既不能解决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障碍”，又几乎都是企图对“零集团时代”“无全球经济秩序”，乃至即将到来的超主权、超地缘、超人权（相对地球生灵）政治的生態文明新时代——“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转变，置之不理！
迄今为止，在每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上，各国央行的经济高级官员大佬和各国领袖们，都未能意识到：世界经济现行“结构性障碍”，就存在于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思路之中，由于只讲共同体“双赢互动”，且只讲“资本增值”，而忽视了“仨（他它祂）赢连动”，或者纠结于“公有制或私有制”“政府管制或市场自由”，因而对作为沉没成本的天量“资源成本”忽略不计，造成诸多难以承受的自然环境背负、社会道德背负、人的身心灵健康背负，亦即“生態背负”。而事实上，自然环境、社会道德、人的身心灵健康等生態背负，长期以来，仅仅是被某种定价机制作为掐头去尾的生产要素，进入各国资产负债表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
由于满足于以GDP增长率作为发展参量得到的资本增值，各国央行的经济高级官员大佬和各国领导人，对资源成本的代价置若罔闻安之若素，因此，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关联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需要“限制人类文明足迹”善待一切生灵——的世界，陷入更大的危险。由于蝴蝶效应、黑犀牛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经济事件会触发另一个事件……乃至“五大冲突”一齐爆发，直到所有的风险都成为现实，一个最糟糕的全球经济-政治结局可能真的就要出现，而无能为力。
正如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联合国，面对包括难民潮、饥荒、生化核武扩散、气候变化、地质灾难、荒野荒漠、维和等诸般超主权的全球化问题，哪一项处理不当，都可能导致人类“不共生，就可能同归于尽”一样，如果各国央行的经济高级官员和各国领袖们，继续若无其事无所作为，或局限在“共享性”“包容性发展”的范畴，这个“最糟糕的全球经济-政治结局”，可能会更隐性地导致人类连同地球其他生灵一起，谁也别想幸免地走向同归于尽之路！
我们必须反思的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障碍，真的只是一个“未能实现包容性的经济繁荣”的问题吗？
像“共赢”“共享”一样，“包容性”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天然缺陷，即都是专注于现有结果分配或配置的平衡机制，而缺乏对关系过程内生性动力机制的关怀。
那么，为什么在关注包容共享平衡的同时，要关注内生性动力机制问题？2017年年初，我在回应澳大利亚陆克文“直指国际秩序根本的十大挑战”并寄望于“中国的世界愿景和全球领导力”时，指出：今天世界经济的改变，就象动车改变传统蒸汽车和内燃机车一样，每节载人车箱的动力，并不来自车头，而是来自载人车箱的自组织系统。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或欧洲，无论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部分，还是作为“生灵共生体”（含家庭共生体、公民共生体、社区共生体、城乡共生体、阶层共生体、代际共生体、国际共生体、环境共生体、气候共生体、星际共生体）的重要部分，中国面对这些“挑战”的方式方法和世界愿景，都不是火车头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引擎”，亦即不是中国外交部故作羞答意义上的“领跑者”，不是特朗普批评意义上和陆克文先生赞赏意义上的“全球领导力”的展示。这个世界是大家的，每个个体和共同体，都生而具有耗散结构意义上的自组织灵动力。
显然，我们今天这个星球，需要一种更俱内涵而广延的哲学。
这种新的哲学，将注定是既讲系统平衡制衡均衡的恊同学（Synergetics），又讲系统自组织的动力学（dynamics），从而由此发现和展开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有无相生”、“天人和合”与“全生態持续动態平衡”的永恒创生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新哲学命名为中文的“共生”。这里，共生之“共”，讲的就是包容共享共赢、是平等平衡“一视为仨，存同求异”，也叫“道不同，亦相为谋”；共生之“生”，讲的是“天地之大德”，是“天道、地道、人道”，也叫别开生面的“自组织灵动力”。
共生哲学认为，每个人都是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生灵。当人们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时，侧重dynamics（动力学）的自由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展开，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人们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让别人活得好”）时，侧重Synergetics（恊同学）的平等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展开，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最普惠价值诉求。
总之，从共产主义（Commuism）或共同体（Community），到共生主义（Symbiosism）或共生体（Symbiosome）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转变，是可望整体适应“零集团时代”“零边际成本社会” 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最普惠价值诉求的处世和处事哲学。所以说，今天人类最大的智慧是共生智慧，最大的担当是共生担当，最大的格局是共生格局！
由此，我们建议，180个国家央行行长和财长们在讨论世界各种经济体的时候，顺势而为，将排他性 的“共同体”（Community）组织形態及其原则与理念，升格为非排他性 共生体（Symbiosome）组织形態及其原则与理念，以便实时恢复修复人的自然机体、社会机体live and let live的活力，把“你我双赢互动”变成“你我他仨赢连动”，实现同处蓝天下的人民win-win-win的正常状况的权利，实行“普惠共生”（GSPSymbiosism*）。这里借用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起和倡导的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缩写GSP与Symbiosism组合为GSP Symbiosism，以表达“普惠共生”，或一种“普惠价值观”GSP Values，亦即“全球共生”的哲学观念。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持续了数年的美国内向化的影响”，以及“因为它的离开将令世界秩序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其他一个国家或者一群国家能够主导大局，科学家伊安-布雷默所说的‘零集团时代’变得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非但并不可怕，而且值得同情和赞扬，继而伸开双臂去拥抱这样的现实。同样，对英国脱欧、美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TPP，也当作如是观。特别是英国，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和经济社会创新的发源地，英国公投脱欧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去年我与英联邦副主席安娜女士相逢，交谈维护英联邦自由贸易体系,保持政治经济原创动力的需要。
设想一下，当各国财长央行行长们谈论“世界经济的改变”时，如果180个成员国乃至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及其组织，都像“动车改变传统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一样，每节载人车箱的动力，并不来自车头，而是来自载人车箱的自组织系统。”那该是一件万分愉快的事情啊！再者说，人类经济生活非要跑那么快吗？
一句话，传统工业革命时期“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各国央行的经济高级官员和各国领袖们，当你们下个月相聚华盛顿讨论“世界经济结构性障碍”时，能不能先讨论一下伊安•布雷默和杰里米•里夫•金关注的“转变”，即“零集团时代”“无全球经济秩序”“零边际成本社会”的积极意义？
能不能尝试顺势讨论一下：即将到来的超主权超人权超地缘政治的生態文明新时代——“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转变，以及与这一转变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呢？
有道是“爱通乾坤理，思接千载情”。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苏步青先生，一辈子“以坐标丈量日月，于方寸期会光华”，可谓将工具理性与心灵诉求完美结合，赋予“日月光华旦复旦”新的内涵。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且先来十六个字，抛砖引玉：
生態统领，一视为仨，善待他者，全球共生！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鸣又一村”。当我们的价值观跟上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之时，也许能会象科学家们讨论物理学那样，肯定会讨论渺观、微观、宏观、宇观、胀观的问题，但不会搞“宏观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这种学科划分，而我们的社会学和哲学家们，对何为“经济学”？对何为“理论经济学”？对何为“应用经济学”，以及我们的财长、央行行长、政治家们对解决“世界经济结构性障碍”经济学方法的出路，将会随之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呢？
陽子2017年9月26日午后27日晨记于复旦大学北苑
*中国古代最接近普惠共生思想的文化源流，是墨家“兼爱，交利，非攻”的思想践行。参看《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总序•文良经天纬地，明智照澈八方》载国务院发展中心《经济要参》2017年第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