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我们党在开启改革开放征程之时，就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就是“先富”与“共富”政策，其目的和意义，就是通过适度降低包括国有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发展包括劳动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引进外资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力度，来冲破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长期存在的挫伤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积极性的严重平均主义的束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实践证明，实行“先富”与“共富”的政策，很快在全国上下和城乡两地，在生产上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在分配上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动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各得其所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局面，从此，“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的平均主义现象迅速消失，而符合经济规律的地区之间合理发展差距、劳动者及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收入差距也相应产生，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使得我国经济持续呈现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快速发展局面。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广大劳动者和经营管理人员，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公有制企业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和非公有制企业发挥的协同推进作用，都写下了各自熠熠生辉的历史篇章。这也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要求的，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不断完善并长期坚持下去。
我国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国富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就是要坚持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就是要坚持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使命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经过40年的改革和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各领域，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和社会成员，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先富起来了，但他们在全国总人口中还是少数，大多数劳动者和社会成员在物质文化生活上虽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离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仍有差距。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要基本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先富与未富群众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有些地区有些领域拉得过大了，以至出现了贫富悬殊的现象。这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并一直在加紧研究解决的办法和措施。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后来他又指出，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要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防止发生两极分化，必须从发展和分配两个方面双管齐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归根到底要依靠国家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广大劳动者与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在发展方面，近些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引导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对发展上还处于落后状态的地区进行对口帮扶，在农村开展精准扶贫，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以逐步缩小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在分配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经验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解决好广大劳动者和社会成员在收入上的合理分配，需要做好两篇文章：一是要深化理论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解决的实际措施。从深化理论认识来说，就是要深刻认识到，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关系决定着分配关系。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着在分配制度上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动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结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中必须体现和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多种分配形式的分配结构中，必须体现和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这些理论原则、理论认识是不能动摇的。这是维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中统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坚实经济基础。从完善实际措施来说：一要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的措施，真正解决好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比例；二要进一步完善再分配的措施，加大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包括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包括加大对公益事业的资源配置和发展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以缩小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总之，为了确保我国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能够得以不断推进，确保我国企业能够率先在世界上成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特别是无论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要围绕更好地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继续进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探索，从理论认识和实际政策举措上创造和积累更多的经验。
再以华为企业为例，华为在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在解决企业员工收入的合理分配方面创造和积累了重要经验。华为公司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对如何解决好企业员工的收入分配问题，如何把握好劳资分配的比例问题，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最初股金分红的比例较高，结果有些老员工由于持股较多，每年从分红中获得上百万元收入，渐渐丧失了劳动的积极性。企业领导层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觉得这样下去不利于公司发展和个人潜力的发挥。经过不断调整，最后摸索出劳资分配按3:1的比例，既能调动劳动的积极性，又能调动投资的积极性。在按劳分配上向在第一线创造利润、研究开发、开拓市场做出贡献的人倾斜，向在危险、艰苦的地方工作的人倾斜。每年评选优秀员工，奖励对公司的认股权。员工拿现金购买，离开公司时，可全部提现带走。股金分红的多少根据各年度的经营情况确定，平均在15%以上。2016年，全公司工资分配总额达1200亿元，加上分红，共分配1600亿元，人均收入达91万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已经不低于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因此，国内外很多优秀人才都愿意来华为工作。
劳资分配按照3∶1的比例施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据西方经济学家计算，战后几十年，在企业的收入分配上，70%左右被资本和技术持有者获取，普通劳动者仅仅获得了30%左右。因此，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华为的分配模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开始以私人出资投资产业的私营企业，经过40年的摸索和发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既体现在所有制关系上，也体现在分配关系和企业员工的相互关系上。它们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又创新和丰富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使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出更大的优越性和更加充满生机活力。可以说，华为在以上各方面都创造了典型经验。一是在企业的所有制关系上，它现在已经不是单纯个别人的私人所有制了，企业许多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劳动者共同投资、共同所有的所有制结构；二是在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它现在已经不是按资分配为主体了，而是按劳动、按贡献分配的比例占到了企业收入分配总额的主体地位，这有利于促进企业员工的共同富裕；三是在企业员工的相互关系上，无论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劳动者，他们相互分工，又相互合作，都成为企业的主人，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得到了发挥。企业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员工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总之，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可以说在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劳动者的相互关系上，都正在不同程度地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要求，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资本企业，也不同于我国三大改造前的私营企业，而是处处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应当属于股份合作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我们应当研究企业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上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化，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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