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经济发展一直备受关注，当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对实体经济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上海是如何应对的？
面对工业4.0、智能制造、消费升级……上海是如何敞开心胸，张开怀抱，做好充分迎接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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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目前已经进入形成和扩大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功能提升阶段，把握新的全球城市发展趋势，探索实体经济支撑全球城市功能的发展模式，是上海重要的战略选择。
5月31日，上海市政府正式对外发布《关于创新驱动发展 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共分六部分，提出50条具体举措，对上海如何构建新型产业体系、奋力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作出部署，并明确提出要成为全国创新引领实体经济发展新高地的目标。
上海制造业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一直颇受关注。从全国范围来看，振兴实体经济、避免“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
因此，这个被喻为为上海振兴实体经济“放大招”的《意见》一出台就很受关注。该如何评估《意见》对上海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份广受关注的《意见》中有哪些新的“亮点”、“要点”？
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以实体经济支撑全球城市发展模式的重要探索
上海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伟研究员：
用“领航之举”来形容《意见》的重要性。他认为，从全国层面看，中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引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其关键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在国际市场复杂多变，国内产能过剩和杠杆率偏高的背景下，如何引导中国经济“脱虚向实”，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突破口。
上海是国内服务业比重最高和发展最快的地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形成了金融资源的大规模集聚，上海出台实体经济发展意见，是率先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从上海层面看，《意见》是上海探索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国际大都市和全球城市发展模式的重要突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包括这些国家重要的全球城市，都在积极探索实体经济支撑的高收入阶段发达经济发展模式，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和工业4.0，都是这种战略的具体表现。
上海目前已经进入形成和扩大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功能提升阶段，把握新的全球城市发展趋势，探索实体经济支撑全球城市功能的发展模式，是上海重要的战略选择。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桂龙研究员：
《意见》是继去年上海出台《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工业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实施意见》、《上海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
《意见》对于上海统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建设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推进国家战略，可以更好地聚焦改革创新、提质增效和资源集成，更加注重提升市场主体活力，更有利于打好上海经济长足发展的坚实基础。
《意见》的出台也是上海自身发展的需要，上海要率先走出新常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性跨越，关键是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城市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从25%到20%、35%，反映出上海对实体经济发展路径更清晰的认识
制造业比重究竟应该保持在多少、制造业的合理规模究竟是多大，是上海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一直被热议的话题。
两位学者都注意到此番《意见》明确提出的有关内容，未来五年，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和规模，“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35%左右”。
这是继此前提出的上海制造业保持25%底线之后，提出的新的更为细化明确的指标。这背后的思考是什么？指向又是什么？
沈桂龙表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到70%，生产性服务业又占到服务业的70%，这是通常所说的“两个70%”。但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对制造业发展高度重视。就上海而言，目前第三产业已占到70%，但同时却又未能完成工业化。
在近年来上海制造业占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首先应争取保持制造业25%占比的底线，这也是科创中心建设能否落地的一个关键。《意见》提出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和规模，既是对前述指标努力方向的肯定，也是对制造业发展再一次强调。
与此同时，从《意见》中可以看出，上海制造业的发展并不是原有产业的低水平扩张，而是要解决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制造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更加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
“我理解，这就是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35%左右的目标背后的一个重要考虑”。
李伟同样列举了“两个70%”的数字：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制造业比重超过70%；2016年上海服务业比重超过70%。他认为，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上海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实践。
他回顾20世纪80年代，当时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由此引发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开启了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领上海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
经过适应性调整、战略性调整和创新性调整，上海进入了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
进入2016年，改革创新取得辉煌成就的上海，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但同时，也面对着新的产业结构性矛盾，需要破解创新转型瓶颈制约。此时再回过头来看上海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发展定位则更能理解其中的深义。“《意见》提出目标数据，对上海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指向，就是要通过创新引领实体经济发展。”
智能制造、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提振实体经济“亮点”频频
两位学者表示非常欣赏《意见》背后的理念：不仅仅对如何引领实体经济发展作出部署，也对如何保驾护航实体经济出台具体政策。
李伟表示，自己比较关注《意见》对智能制造布局和发展趋向的表述。在他看来，智能制造已成当前的“兵家必争之地”，“一方面，智能制造是上海突破要素成本制约、土地和环境制约的重要方向，可以有效发挥上海在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基础优势，确立上海新的产业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智能制造是新的国际产业发展制高点，是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的核心领域，上海需要以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优势，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无论是在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制高点重大项目建设方面，还是重大科技专项和产业创新工程方面，都强调了智能制造在上海实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引领作用，这充分体现了对国际产业发展新趋势和上海比较优势转换的深入把握。
李伟还注意到，《意见》在提出智能网联汽车和工业互联网等智能制造制高点战略的同时，在第17条中明确提出要“创新智能制造应用模式”。
这体现了上海对智能制造发展方向的重要部署，表明上海既要着力推动智能产品和智能装备发展，同时强调通过模式创新来推动智能制造应用，体现了以模式创新引领技术创新的产业发展新导向。
他说，“当前，在更大领域和更广范围推动智能化的改造应用，是市场潜力最大的智能制造领域，上海已经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和优势，比如上海集聚了大量的智能化系统集成商，目前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模式创新，使智能化系统集成的用户和开发者都能获得应有的收益，实现发展中的共赢。
这实际上在全球也是一个需要突破的重要问题，上海如果在这方面的率先突破，将确立上海在智能制造方面重要的发展优势”。
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面对很多现实困境。基于此，沈桂龙表示，自己特别关注到《意见》第三部分“构建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营商环境”，其中，提出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的三条意见，即“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升级，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国有企业做优做大”。
“马车跑得快，需要马来拉”，提升实体经济能级，最为关键的是要提升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力和水平，也就是说要提升各类企业的竞争力和水平。
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实施更加公平的市场准入，就是要能够让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公平市场环境中竞争，并通过要素资源重新配置实现宏观或中观层面的结构优化。
对上海来说，就是要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发展，补好微观企业发展的“短板”。特别是在上海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下，在北京央企较多、深圳民企较强的双重压力下，上海需要通过各类所有制的发展、竞争和融合，尤其是融合，真正在创新驱动发展上取得有效突破。
以战略执行定力真正推动上海实体经济发展
那么，该如何更好地落实《意见》？
沈桂龙认为，首先要有战略执行定力。他表示，上海已经制订了多个发展规划和长期发展战略，此次的《意见》只是其中之一。政策不在于多少，也不仅仅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完善，更为关键的是，执行要有战略定力。
上海率先进入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实体经济能力，并不意味着都能够短期快速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在某一两年内甚至可能出现结构转换中的GDP或者税收减速。因此，能否不为短期可能出现的曲折徘徊，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战略执行力，是一个重要方面。
他还提出，要有更为密切的部门协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实体经济能级，关系到上海诸多领域的协作推进，涉及到方方面面，这就需要各个部门要有更为紧密的协同。在落实涉及面更广的《意见》时，要形成部门合力。
此外，还应当重视为微观市场主体减负。正如《意见》中提出的“切实降低要素成本，合理减轻税费负担”，上海要防止成本过高形成对现有各类激励政策的对冲，要在制度创新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地探索和实践，切实为企业减税降费提供便利性政策和环境。
李伟则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应当注重战略集成。实体经济发展涉及多个方面，也与上海当前承担的诸多国家战略紧密相关，因此，需要注重战略集成和政策层面的系统集成，上海科创中心战略、上海全面深化自贸区改革战略等，都需要与《意见》形成有效的战略互动。
第二，要注重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互动。《意见》在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提升服务企业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同时也在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做出重要部署。
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同，是实现《意见》提出的发展目标的关键，政策层面提出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发展目标，需要在市场主体的创新实践中实现，需要根据市场主体创新实践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不断创新政策手段和实施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