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记者管黎明1月10日纽约报道】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年在纽约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今年迎来第十年的活动，来自中美两地的多位经济学家齐聚花旗总部，就中国2019年的经济走势及中美关系进行展望和预测。
今年论坛适逢中美贸易谈判即将公布结果的前夕，与会经济学家们都对谈判表达了乐观的期待，但同时也表示，中国近期经济放缓并非主要由贸易战导致，而是同政府收紧信用、降低杠杆率和此前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有关，达成贸易协议未必能立即扭转目前经济走势。而与会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则表示，中国政府仍有多种政策手段和资源，可保证来年经济增长保持在6.5%左右，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的份额。
今年的论坛阵容与往年类似，除林毅夫和招商局前董事长、博源基金会主席秦晓外，还包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金公司首席战略官黄海洲、北大中国宏观经济中心主任卢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学者Nicholas Lardy、花旗集团首席全球经济学家Catherine Mann、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创办人Daniel Rosen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及CNBC主持人Michelle Caruso-Cabrera分别主持了论坛活动。花旗集团董事经理Michael Burke也应邀致欢迎辞。
作为当天的主旨演讲嘉宾之一，招商局前董事长秦晓表示，中美贸易领域的“有限战”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一种“常态”，因为一来这是两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二来美国要求中国在贸易和商业领域做出根本性改变，这对于中国来说并非易事，要改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广泛共识和很强的政治意愿。
秦晓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根本性转变也必将为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供应链带来冲击，但即便是贸易上的对手，双方仍需在维和、反恐、气候变迁等议题上进行合作；未来双方应避免让贸易冲突扩展到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领域，而是应当找到新的平衡点 —— 中国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包括将企业分为战略性的国企和纯商业企业并进行所有制调整，美国也应当在“美国优先”和自由贸易之间做出平衡。
当天的另一大议题则是许多人担忧目前中国经济放缓是否真是由中美贸易冲突导致，如果近期双方达成贸易协议，是否真能够扭转这一趋势。对此，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这种放缓更应该是一种结构性的调整而非通常的经济周期导致，因为中国在经历了迅速的工业化之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需要结构性的改革。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学者Nicholas Lardy认为，目前的放缓主要同中国政府为降低杠杆率而收紧信用有关，亦即主要是中国国内因素导致。花旗集团首席全球经济学家Catherine Mann认为，信用收紧和经济放缓已经为中国的家庭和全球经济带来冲击；同时，中国试图中途改换马车，将经济由出口主导改为内需主导，这在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德国也曾试图这么做，但却没能做到。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则提醒大家，查找问题根源不能走极端，现在有人指责国企和民企之间“国进民退”是导致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中国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意识到，企业不能将股东利益置于一切利益之上，而是有重要的社会责任，这一观念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传统，因此不能妖魔化国企。另一方面，2008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上有一种想逼退民企和外企的情绪，这也不对，不能将经济放缓怪罪到外企和美国头上，各类企业都有着各自的积极作用。
在下半场的主旨发言中，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先是罕有地表示，中国经济放缓“是真的”，但正确判断放缓的原因至关重要，因为这将决定对策和结果。他表示，经济放缓的部分原因是两年前中国政府开始的“供给侧”改革，这导致钢铁、煤炭等原材料产量下降，价格升高，再加上近来的信用紧缩，这让许多私营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和借贷困难的双重挤压，另外还有环保成本也大大提高。实际上中美贸易战至今并没有给中美贸易量带来实质性的减少，而更多的是这一冲突带来的心理影响导致许多企业主动减少了自己的生产，以等待形势明朗。
林毅夫表示，下一步，中国政府仍有许多对策可保证2019年经济增长保持在6.5%左右，这其中包括减税、扩大自贸区、移除各种政策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瓶颈、降低银行储备金率释放流动性、继续推进城镇化等等，再加上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来年中国经济仍可为世界经济贡献30%的增长，这对全世界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荣鼎集团创办人Daniel Rosen则更为乐观地表示，他相信中国在未来50年仍将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增长发动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则在闭幕时呼吁，眼下中美关系紧张，众多致力于中美友好的人士不应当只是保持沉默，而是应该勇敢发声，表达自己的意见。（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