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并轨牵涉众多职工的切身利益，新政既出，万众瞩目。从1993年首次提出创建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到2014年12月份国务院提出“一个统一，五个同步”，再到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历经20余年，正式确立了机关事业单位与社会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合并的改革立项，养老金并轨新政在全面深改的洪流中尘埃落定。
那么，养老体制改革为何以养老金并轨为突破口，改革“第一刀”为何落在养老金并轨上呢？
首先，养老金并轨是破除竭泽而渔困局的首选利器，也是开启中国社会养老制度新常态的首要环节，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要通过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体现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为稳定公职人员队伍，我国城镇职工实施互不衔接的两套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8%的个人养老保险缴费率形成的社会养老资金池水，不但得不到公职人员缴费的“蓄水”反而还要被舀出一部分用于公职人员养老金发放，这无疑将机关事业单位与社会企业之间的职工养老金待遇差距越拉越大，公职人员“只享受，不缴费”的养老金二元制模式无异于竭泽而渔，这是养老金双轨制的核心弊病。
其次，养老金双轨制难以满足财政结构诉求的新常态。双轨时代的养老金支付愈发让公共财政“伤不起”。面对创24年新低的GDP7.4%的增速，过度依赖政府的养老模式和逐年增加的公职人员数量让政府财政支出在经济新常态下压力陡增。同时，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平均替代率自2000年以来逐年下降，退休金实际购买力出现下降。养老基金的年收益率常年低于居民平均消费率。公共财政一方面必须接受养老金收益水平低下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因养老金双轨制而不断加剧的养老财政缺口；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社保财政局面必须有所突破，养老金并轨虽然在短期会产生转型成本，但长期看将是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有效出路。
再次，新常态不仅要求有稳定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更要有追求社会公正的道德结构。传统的双轨制非常容易导致社会心态失衡，不利于人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养老金双轨制不利于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更与鼓励创新创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新趋势背道而驰。
最后，人口老龄化让养老金并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过去十年高速城镇化进程让养老金缴费覆盖面最高时可达到2011年的91%。目前中国生育更替率低于2.1的国际标准，低生育水平已成定局，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缴费覆盖面正在逐步下降，预测2023年以后人口老龄化将取代城镇化率成为影响养老金覆盖率的核心因素，这意味着我国养老金缴费覆盖人口数量也开始逐渐下降。
这意味着80后们的养老恐难指望养老金，养老金并轨后的缴费增量十分有限。80后独生子女的养老问题将更加依赖全方位的养老方式来解决，商业性养老模式将成为补充社会养老的主流。基本养老金对于80后们来讲只是养老资金一小部分，养老质量的核心将要依靠退休前的财富积累以及可供养老资产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