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统领的共生新思维，在经济领域的指向，就是将现行经济运行的投资方式、供需方式、经贸方式，转换到人类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上来。 中国上层精英的时代病，就是号召
生态统领的共生新思维，在经济领域的指向，就是将现行经济运行的投资方式、供需方式、经贸方式，转换到人类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上来。
中国上层精英的时代病，就是号召别人该如何如何做——还是代圣人立言教化万民的老套路！结果，一方面是越喊创新就越出不来创新；另一方面，民间有各种各样的创新乃至重大原始创新，却怎么也过不了精英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审批程序”——创新首先是经济形态价值标准的创新！
当局内人，还在围着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调整“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和“物流智能结构”作产业结构规划转圈圈，又摆脱不掉“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的周期性危机，在为“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官粹主义还是民粹主义”“资产国营（大家族）化还是资产社会（民营）化”纠结，在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国企经理人的信托责任还是体制问题”引经据典调查研究，在为“城市中心论还是乡村中心论”“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孰轻孰重”争执不下之时，中国和美国的“局边人”们，早已针对中美各自的问题——中国存在“城市病”“乡村败落”和美国存在“城市空心化衰败”及其一系列关连问题——开始用脚呼唤和发动另一场既非“市场经济”又非“政府经济”的经济实践，这就是有点类似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农业均衡发展”的“新村运动”，却又赋予新文明新经济形态意义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乐活经济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生態经济运动”和“共生思潮”。
美国“新经济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和“共生思潮”，虽然目前都远非主流，而且，既不同于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也不同于网络化“城市社群联通派”和“PPP广义智慧城市派”的政策思路，而具有了真正“新经济形态”意义，很可能是人类走向“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一个方向（参看钱宏：《谈谈社区、市场、政府全息经济形态的哲学品位——兼谈哲学对象的划时代转换》，2015.09.03http://t.cn/RVAr1qN）。
对于此，共生经济学（Symbiosinomics）结合包括“局内人”的政策思路和生态布局，从结构和功能上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1、超越后工业社会：推动生態文明成长、扶持乡村文明复兴
a、中国确实存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文明败落”和“城市病”的问题，而美国照样也有后工业社会带来的城市空心化的“社区生活衰败”的问题，中美这一共同问题的交集，必须找到具有新文明形态意义的方法路径，才能加以解决；
b、化解城乡市农冲突与社会阶层冲突亟需找到新的突破口；
c、共生思维驱动创新，推动生態文明成长、扶持乡村文明复兴。
2、政府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亟需制定《乡村-社区建设法》）：
a、政府和大型企业，哪怕是为了自身利益，也必须在政策、技术、资金上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乡村建设；
b、但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乡村建设的本质，是发挥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力，即“众筹”之事。不是让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村委搞形式主义“新街道”、“新农村”。所谓众筹之“筹”，即可持续使用的计算器具，引申为众人将各自拥有的看家本事、本钱、资本聚集起来，自然、自由、自在地形成新的生产、生活、生態通约。故而“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不是梦。
c、但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组织形式，它们是以“休养生息最惠化”为目的涉及千家万户遍布城乡各社区的，为国家稳定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健康发展提供日常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所需和后续人力保障的“社会企业”、“家庭企业”以及现在半死不活的“养老养生医疗幼教企业”、融资难的“小微企业”，以及各种互联网“社群经济”、“开源社区”、“乐活经济”、“情怀经济”等等，也应和“社会企业”、“家庭企业”、“农工商合作社”，都属于“社区经济”范畴。
3、共生经济学（Symbiosinomics）ABC，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
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美国为代表；
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欧洲为代表；
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中国将为代表。
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
这里要特别说说“社区经济”。
第一，社区经济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
是的，过去列宁有句话，叫“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式现代化“资本积累”路线主导下，中国五六十年代对乡村居民进行了一场敲骨吸髓式毁灭性剥夺。中国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到1978年几乎完全干涸。可是，三十年前从安徽的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广东、福建沿海、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一枝花”，从上世纪八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到2008年金融风暴试卷全球时中国城乡居民的稳定情绪，事实早已回答了：谁说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航空母舰编队,不需要“小生产的汪洋大海”?
第二，社区经济承载着民生之本，市场经济体现着民权之基，政府经济代表着民族之躯，生态统领，共生为魂，呈现出一个国家机体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健康态势。因此，我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产权政策、产品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能源政策、资源分配政策，也应当相应地体现这一健康态势。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好说，中外都有许多现有的成熟政策，问题在于，当我们创造性地提出并对社区经济作出与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同等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定位时，三大经济形态的关系如何互联、互补、互动？
首先，一个国家无论官民，都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资本，这一需要主要由“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提供，所以今后，凡是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目的就是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基本不承担生产经营之外的社会职能，至于市场经济企业是独次私营企业，还是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企业（如由国企改革转变而来的市场经济企业），则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一条必须明确，那些成立于上世纪五六年代七八十年代实际靠榨取农民血汗积累和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国企，若要转变职能为市场经济型企业，必须善待全体企业员工，绝对不能再搞片面复制MBO那一套，即把一线员工作为“不良资产”下岗后剩下管理层搞经营者私人持股），其考核参量是货币增值与资源生产力之比。
其次，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社会服务，这包括健康合法的商营环境及公共物品，这一需要显然由“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提供，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排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顶层设计（建跨海、跨壑、跨国大桥、隧道、高铁、高速公路）。所以，凡是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现行国企和政府委托托管的企业，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谋求提供公共产品最优化，特别是涉及国民教育、医疗、医药、水电、电讯、“公路”、媒体、空气、国土、金融、军工、情治服务行业企业，基本不承担资本最大化增值的经济职能，如果需要承担资本最大化增值的经济职能，悉将转变为市场经济企业（这要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标准），其考核参量主要是社会效益与资源生产力之比。
最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创业、创新活动平台，这一需要就是由“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所以，凡是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各种类型的社会企业、家庭企业、各种修身养生养性的培训企业，特别是农业经济（含休闲农业、文创经济） ，由于其经济职能承担着“粮食是永恒的战略资源”“奖农劝稼，稳固国本”这一国民休养生息的前提，也是社区经济范畴。社区经济的目的更加清晰，就是提供最惠化的休养生息方式，既不承担也不应当承担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职能，也不承担公共产品最优化的社会职能，其考核参量也就相对宽泛，主要是货币保值与资源生产力之比，社会企业成员创业、创新力度，家庭企业还要评估其人类自身生产（包括养育、教育）的得法程度。
三大经济形态的互动关系是这样的，首先，由于“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了一个国家居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之需，也就为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营造了最稳定的社会商营环境和政治官运环境，同时，又为市场与政府提供着基本人力资源、熟练工人、创意人才，因此，国家政策对其应当有诸多优惠倾斜，比如一个社会企业或家庭企业，年收入在一定范围以内税收全免，而其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则不再享有这样的政策优惠，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后，就可以转为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甚至可能由于其创新成果的特殊性，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其次，“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效益、规模下降，到一定程度，同时依然承担多少员工的就业，在国家政策上也可以设置“退出机制”（这同破产完全不同），归入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一拆几化整体为零小），享受其他社区经济企业同等优惠待遇，这同样起到保持就业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而某些企业或因为经营好，或因为产业政策调整，或因为重大创新和发现，也可以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最后，“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或由于创新，或由于吸引更大投资，或由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国家政策也可以允许转为“有效用边界”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或出于扶持（包括精准扶贫）的目的，也可以化整为零，倾斜转为某地区城乡的“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
三大经济形態划分、职能与互动，不仅重新厘定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活动方式方法，将经济学从关注“投资-内需-出口”资本增值减值，转换到关注“生产-交换-生活”资源的能耗/能效上来，而且，有助于明确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与社会阶层冲突。
刘鹤先生曾在介绍《大国的兴衰》一书时，说了一句将可能成为经典的话：“创新是高于一般经济道理的大道理”！基于此，他对什么是新经济？提出三个标准：第一，是结构性，不是微观的、局部的、具体的某一种产品，不能是周期性的；第二，必须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能够促进就业，否则，视其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不妥的；第三，有利于建立国内市场体系，能够加快国企改革。
以此观之，共生经济学提出的社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经济格局，完全满足“刘鹤三标准”，且在结构功能上远远溢出，比如以往让改革者苦恼甚至望却步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民进国退或国进民退”、“上热下冷或下热上冷”、“法权操纵与资本垄断”等“两张皮”问题，都将消解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政策、法制实践之中。
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目的是让赚钱的一心赚钱，生活的安心生活，服务的尽心服务……这也相应满足了新古典综合、马克思公平、熊彼得创新、“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拉弗曲线和“可以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多数人也不会受压更穷”的帕累托改进要求。
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不仅真正激活了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政府自组织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的新经济、新政治、新生活。而且，超越了片面的“比较优势”、偷猎式选择复制的“后发优势”理论、头重脚轻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上热下冷的“顶层设计”……诸般党同伐，顺势也把精英政治从“吃力不讨好”事必亲躬、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解放出来而回归正常。
最后，中国人民呼唤百年牺牲亿万时至今日尚可望不可及的共和宪政，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构建与互动，是人类经济行为上的一次形态革命，是我们走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大势所趋。
在这场经济革命中，无分主流、非主流，无分东西南北中左右，无分江湖庙堂农工商，不管是局内人、局边人，还是局外人，都将参与其中各显神通，生克反辅，共襄生成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陽子2016年10月5-13日于复旦北苑39－101A开关居
